二是人不只是一个个体，也属于社会，与社会中其他人相依共存，因此，自杀伤害了社会的权益，违背了爱人的诫命。

政府如果节省这两项开支，这些费用可以用来增加或者改善其他伤残津贴受益人的待遇。—虽然如此，如果不能形成一种超越各个自我的有效共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适用本身就会失去正当性。

[15]在审判型听证程序的基础上，法院建立起了一座正式听证程序的宏伟大厦，结果导致行政程序的司法化，行政程序取得了很多司法程序的特征。哈贝马斯指出，所谓交往行为，是一些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英国的立法机关和法院逐渐认识到确立这一义务的必要。（一）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是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最高法院在1975年的戈斯诉洛伯兹案( Goss v. Lopez）中明白表示了这一观点。

同时，法院明确拒绝学生有请律师出席的权利、要求传唤证人的权利以及质问证人的权利。例如在1952年的一个案件中，最高法院的多数派甚至认为不应该指责联邦贸易委员会命令的含糊性。《年度/月份社区矫正对象加（扣）分情况一览表》：《社区矫正对象处罚通知书》

另一方面，在这种源于处理四类分子的治理传统中，发展起来了一整套政治的方式，比如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教育、开会、批斗、整风、运动等。《人民日报》就多次报道枫桥经验：197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登载专文《高举毛主席树立的枫桥红旗，依靠群众加强专政》，并配发评论员文章《依靠群众加强专政的好经验》，向全国推广这一经验。《社区矫正期满宣告书》。二是从人治转变到法治上来。

岫山村没有护短，村干部把村规民约送到这位村民手里，一字一句念给他听，并解释：制度公约是大家订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违反村规民约不只是个人的思想素质问题，更是对全村公序良俗的一种侵犯。[16]参见《枫桥镇平安村资料汇编》以及诸暨市委办公室和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06年编的《诸暨市综治进民企工作现场会资料汇编》。

解决纠纷的手段、方式是多样的，通过友好协商、调解或和解即人民调解方式具有简便、快捷、不收费和有利于和平相处、及时化解矛盾的特点，且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所达成的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社区矫正对象年（季）度考核表》。经过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力的调解协议，债权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社区矫正监护协议书》。

这起特殊的案件最后以兄弟间矛盾平息，双方握手言和，和好如初为结局，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25]。在宣扬某种特殊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可能出现教条化、空洞化、理想化的趋势。它所提出的说服理由，既有道德感化，也有经济算计。枫桥法庭据此提出并试行了三前调解的纠纷解决机制，即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调解手段，努力使纠纷调解在成讼前、开庭前和宣判前，收到明显效果。

推动上级蹲点调研，最后得到肯定，下发文件，总结推广。它们分别被称为小人大和小宪法[28]：材料一：2002年10月，村中的一段水泥路破了，村里研究并拨出1000元钱作为经费，让四位新干部负责修复这段水泥路。

也只有将法治的目标意识形态化，才能实现其与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等政策方向的勾连。《社区矫正情况记载簿》。

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三种做法：第一，地方政府积极做建议说服工作。比如，枫桥镇派出所首创了执法办案四公开制度，把各类刑事、治安案件的受理和立案时间、主办民警和调查进展情况、办案程序时限、办理结果和处理依据等四方面内容在派出所电子显示屏、社区警务室、村级警务栏三级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让群众测评。因此宣传什么、用什么来进行教化，让民众接受什么，就是非常重要的普法难题。该法庭提出了四环调解工作指导法，即抓住诉前环节，进行普遍指导。正如岫山村的介绍材料所述：墙头文化是咱们村干部的好帮手，是不会讲话的宣传员，是新形势下的一种新的宣传形式，是先进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办好一批墙头文化也是抓好农村精神文明的有效载体。各成员单位每月召开一次工作人员会议。

单就其中的每一个治理环节--比如调解、帮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来看，枫桥经验似乎并不那么独特和鲜明，但就将这些经验整合成一个全面的治理实践，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断自觉经营和维护来看，枫桥经验的做法恰好体现了一种法治的本土资源，它更着眼于法治建设的本土传统与现代制度文明的内在统一。劝导员 金芳《劝导书》的做法充满了独创精神，以宣教劝说的方式重新诠释了司法为民的理念。

正是这种结合，塑造出一种特定的文化观念、技术知识和生活方式。作为处理阶级矛盾的产物，它必然与国家的主权问题密切联系。

显然，直到这一时期为止，枫桥经验的开展对象主要都是作为阶级敌人的四类分子，它所处理的主要是敌我矛盾，与创生于延安时期并且也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治理经验之一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有着非常不同的内涵。枫桥地区对表格档案的重视，也是有着长期传统的。

《社区矫正对象（月）情况统计表》。对此，当时的公安部调查组作出了非常明智的表态。[37]参见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第228-229页。在此，枫桥人民法庭真诚地提醒你慎用诉权。

同时建立了民间纠纷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实施四前工作法，等等。

所以，正如黄宗治所分析，调解包含着某种程度的道德理想和实用性的结合[26]，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实用道德主义的调解原则。既然如此，枫桥经验也就具有很强的运动治理的特征。

3.中国特色法治模式伴随着枫桥经验的共生性枫桥经验是一种综合性的经验。其次，在调解过程中，他不仅非常耐心说理，而且也自觉寻求当地村干部的支持：这些情况让张学军感到此案调解结案是最好的方式，哪怕磨破嘴皮也要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

三帮三延伸工作方法：思想上帮心、生活上帮扶、经济上帮富。枫桥镇综合治理中心以组织的形式做到了群防群治，但着力点仍然是领导的带头作用、表率作用和责任制度。二是强调政府之外的人民的自主性。各种政治的、教化的、法治的治理方式之间一定要保持某种多元理性化的内在张力，以避免国家演变为全能主义的政治系统，达到通过复杂治理技术（法庭判决、刑事和解、民事调解、社区帮教、群防群治等）塑造中国法律新传统的目的。

尽管这样的宣传和典型我们似乎已经见得太多，但它们的确也展现了枫桥经验的某种底蕴。它们的类型有[19]：1.对枫桥经验及其工作方法的整体阐释枫桥经验最常用的表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1.中国特色法治模式植根于枫桥经验的内生性枫桥经验具有自身独特的传统。而枫桥经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自觉地整合、维护、经营这样的经验，包括枫桥各村非常注重的档案管理，都在这个反历史和传统的民族中，无形中注入了一种注重自身传统和经验、注重点滴积累的思路，而这恰好是法治的规则之治的内在要求。

[6]参见陈善平：《枫桥经验的历史发展》，载于《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2}金伯中．论枫桥经验的文化底蕴（J）．公安学刊，2004，（3）。